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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电影团始末:枪林弹雨中艰辛拍片,胶片短缺,不能后期制作…
   2019-11-08 16:15:22    来源:沐石信息门户网

吴印咸拍摄延安的毛泽东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摄影和电影是中国的一种高科技时尚艺术。在声、光、电的帮助下,他们表演了真、善、美,具有全面、通俗的艺术特色。延安革命队伍紧跟现代时尚文化。国内外电影艺术家密切关注延安,前往延安聚焦延安。革命队伍中的许多摄影爱好者组成了专业或业余的电影组织,有力地推动了延安电影摄影艺术的发展。延安时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图像和文献,涵盖了广泛的题材,展现了深刻的人生,记录了真实的时代。它们都是中国革命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主要归功于延安电影集团摄影师和革命队伍中摄影爱好者的辛勤工作。

1938年4月1日,陕甘宁边区反敌电影协会在延安成立。高龙山、赵品三任主任、副主任,艾丁任秘书长兼总务部长,许萧冰(许萧冰)任技术部长。该协会的筹备工作始于1937年8月,当时它被提议称为西北电影协会,在此期间由于某种原因被暂停。在正式成立会议上,俱乐部宣布其主要任务是“利用抗战中的血战经验,教导全国人民更加坚决地战斗;告诉全世界人民,中华民族正在为正义而战,以赢得他们的同情和援助”。除了许萧冰,该协会的主要成员都是摄影爱好者。他们分别有自己的工作。他们处于战争环境中,工作频繁调动,影响了电影艺术的交流。俱乐部在八路军汉口和Xi安办事处设立了联络点,接受电影摄影爱好者的工作联系和特殊捐赠。受设备、专业人员和其他条件的限制,该机构的实际活动受到限制。

1938年8月,上海进步电影人袁牧之和吴印咸来到延安,带来了从香港购买的电影拍摄设备和荷兰国际友人埃文斯捐赠的摄像设备。与此同时,王稼祥还从苏联带来了照相机设备和电影拷贝。在人才和设备齐备的情况下,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剧团于1938年9月初在延安成立,边区反敌电影剧团解散。

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剧团被纳入八路军的正式编制。当时,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也是电影剧团的团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彭家伦协助管理具体工作。红军老兵李肃担任政治指导员,袁牧之负责艺术指导,吴印咸和徐萧冰拍照。1938年12月,小项容被调到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领导剧团。1942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在山西、甘肃、宁夏和绥远设立联防司令部。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剧团并入联防政治部宣传部,更名为“联防政治部电影剧团”(以下简称“联防政治部电影剧团”)。抗日战争胜利离开延安后,人们习惯称之为“延安电影集团”,以强调其特殊的意义和历史影响。

延安电影集团成立后,立即开始拍摄纪录片《延安和八路军》。1938年10月1日,这部纪录片的第一张照片拍摄于黄帝陵墓。这部纪录片的目的是告诉世界,中国共产党人誓言要成为抗日救亡的先锋,调动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动员全民族的军队和人民奋起反抗抗战。拍摄完延安地区的所有资料后,按照计划,摄影队深入华北敌后的根据地进行拍摄。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剧团成员向东渡过黄河,进入晋绥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经过数千英里的风雨,他们越过敌人众多的封锁线,走遍了西北、华北、东北、西部、雁北、山西西部等八路军管辖的地区。剧团成员被边区军民抗日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他们拍摄了大量珍贵的视频资料和照片。即使在游击队的掩护下,他们也深入北平附近的南口,拍摄日本侵略者装甲列车在铁路线巡逻的照片。在晋察冀根据地,摄影队跟随白求恩从河北西部到河北中部,历时近两个月,留下了许多经典图像。

1940年5月,由于延安不具备电影后期制作的条件,党中央决定派袁牧之、冼星海到苏联进行延安和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学习和考察苏联先进的“红色电影”和音乐制作管理经验。不幸的是,他们到达苏联后不久,莫斯科就遭到了德国法西斯的入侵。在恐慌撤退的过程中,已经基本制作好的延安和八路军的电影样本丢失了。后来,经过五年的流浪,牧之回到延安,冼星海逝世,享年40岁。

1942年,在延安大规模生产运动期间,电影剧团制作了一部大型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相结合》(又称《南泥湾》)。在胶片短缺的情况下,吴印咸仔细计算,最终用1500英尺的正片完成了拍摄任务。这部电影真实地记录了第359旅进军荒凉的南泥湾。士兵们扎营,在多刺的荒野中焚烧荒地和开垦土地,挖掘洞穴,修建道路和桥梁,焚烧木炭和造纸,并建立各种其他手工业作坊。这部电影还穿插了延安党政机关和学校的大规模生产运动。经过一场艰苦的大规模制作活动,这部电影在陕北一个晴朗的秋日结束。南泥湾已成为陕北的南部,盛产粮食、水果和牛羊。八路军战士靠自己的努力吃饱喝足,学习文化,训练士兵,学习武术,决心打败日本侵略者。

1943年2月4日晚,《生产与战斗相结合》首映式在王家屏中央军委礼堂举行。虽然这是一部“有声电影”,使用放映机放映图片,用留声机播放音乐,用扬声器现场讲解,但三者相互配合,仍然在现场激起观众的热烈欢呼和阵阵掌声。此后,它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巡回演出,并受到广泛好评。2月5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这部电影的上映,引起了边境地区各界的关注。重庆《新华日报》立即重印,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积极影响。

徐萧冰在华北抗日前线打百政权战争时,八路军指示农民拆除日本侵略者的铁路线。

延安电影集团有一个摄影团队和一个放映团队。从1938年到1946年的八年间,延安电影集团克服了各种物质、技术和生活上的困难。他还拍摄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参、章昊同志葬礼、1991年运动会、延安女子大学、日本工农学校、延安秧歌运动、延安人民向朱总司令献旗、刘志丹转移精神、陕甘宁边区生产展、延安工业生产、抗日战争纪念和阵亡将士纪念碑等新闻材料。他还拍摄了数万张反映延安和抗日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照片。他参观并放映了十几部早期苏联电影和美国军事观察组织展示的电影拷贝,包括一些彩色卡通片。

剧团办公室位于延安北门外凤凰山北端的几处窑洞里。由于无知,工作人员发挥了无限的创造精神,在窑洞里完成了手工电影制作、照片冲洗、印刷和发行。电影剧团还举办了两期摄影培训班,编写了自己的教材,并先后培训了一支50至60人的摄影队伍。

除了专业的电影摄影活动,延安还有许多个人摄影爱好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在红军长征之前就有个人照相机,熟悉拍摄、显影和印刷的全过程。他们中的一些人在革命队伍中。受摄影专业人员的影响,学习摄影,尤其是从战场上缴获的摄影器材,在组织起来并分配给同志们使用后,往往会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

1937年9月,八路军在平兴关战役中成功伏击了日本侵略者,并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包括一架德国制造的徕卡相机,送往太行山抗日前线指挥部。照相机给了赵品三,他可以拍照。多才多艺的赵品主持了江西中央苏区红军制服的设计,并创立了红军“八一戏剧社”。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山西太原接收了许萧冰加入八路军。他花了一些时间在一起,学习摄影。回到延安后,他担任西北救国会军事部长和西北抗日戏剧学会主任。1941年,他担任中央军委秘书处副秘书长。摄影是他的爱好。在他们的革命生涯中,军队充满了麻烦。他们随身带着相机,留下了许多实时图像。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延安电影集团派钱张晓、田放、徐克等组成先遣队,与军队一起执行接收伪满洲里电影的任务。1946年6月,延安电影集团的大部分成员去东北参加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筹备工作。同年7月,中宣部决定成立由西北局领导的延安电影制片厂。该厂奉命组织电影故事片《边区劳动英雄》的制作,并安排导演和演员去乌早园深入生活。它在延安南门外7英里处的普山沟发现了一个村庄作为定位基地,并于同年9月正式开始拍摄。受战争影响,拍摄停止了。1947年1月,工厂的主要技术人员组成了一支陆军摄影队,在西北战场拍摄了一批军用物资,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献。

为了完成西北战场纪录片的开发和印刷,学习电影技术,为西北电影厂培养干部,1947年10月成立了西北电影工程队。地址是兴县北坡村,当时中央西北局和中央金穗分局就驻扎在那里。其成员包括原延安电影制片厂的技术骨干,以及先后从陕北抗日战争剧团、绥德文艺剧团、金穗地区战斗剧团和七月剧团调来的约30名文艺青年。经过组织和安排,该组织的成员长途跋涉八个月来到东北电影厂,学习各电影部门的技术。两年后,学生们回到西北地区从事电影业,成为Xi安电影制片厂的来源。

本文摘自《档案春秋》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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