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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中国发展蕴含的工业化规律
   2019-10-29 07:24:05    来源:沐石信息门户网

执行摘要:

新中国70年的工业化进程蕴含着发展中大国推进工业化的规律:注重发挥比较优势,不断优化经济结构;正确处理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和技术进步的关系,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引导产业结构的演变,防止制造业比重下降过快和过早,加快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蔡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新中国成立前,虽然中国已经有一定比例的工业经济,但真正的工业化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年,全国83.1%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工业就业比例仅为8.0%,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17.6%。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上升到23.2%。此后,中国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1978年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4.1%,但也形成了重工业比重过高的工业经济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调整了所有制结构,根据比较优势原则调整了产业结构。工业化一直在迅速发展,并花费了几十年时间来完成发达国家经历了数百年的工业化进程。目前,多年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制造国、最大商品贸易国、第二大商品消费国、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和世界最大外汇储备国。总结新中国70年工业化规律,将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前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也将为丰富发展经济学贡献中国的智慧。

从重工业优先到发挥比较优势

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加快工业化进程,改变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经济结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把实现工业化放在重要位置。它对推进什么样的工业化和如何推进工业化进行了长期探索,经历了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到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施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这场战争的实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当时,对西方国家的封锁形成了许多发展瓶颈,必须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来打破这些瓶颈。石油工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当时不可或缺但“停滞不前”的战略产业,实现石油自给自足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要的。类似的还有化学工业、电子工业、核工业和航空航天工业。这些领域取得突破性发展,正是因为它们得到了优先考虑。可以看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有其合理性,但也造成了轻重工业比重的不平衡。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轻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8.4%,重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12.1%。重工业比重从35.5%显著增加到56.9%。这种经济结构导致了资源配置扭曲和工业企业效率低下等问题。它还造成了投资和消费之间的不平衡,人们的生活水平长期没有显著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资源的市场配置范围迅速扩大,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扭曲得到纠正,经济主体多元化,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转向注重发挥比较优势。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这不仅促进了城市化进程,而且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在发展制造业的过程中,我国已经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中国的产业结构得到了极大的优化。20世纪80年代,轻工业比重工业发展得快,过度的轻重工业结构得到了调整。20世纪90年代,轻工业和重工业开始均衡发展。2000年后,随着中西部地区比较优势的变化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加强,重工业产值的增长率再次超过轻工业,产业结构更加稳定和平衡。中国的工业化和对外开放相辅相成。从1980年代经济特区的建立和沿海开放战略的实施,到1990年代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努力的开始,再到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全面开放新模式的推进,中国全方位拥抱经济全球化,全面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上升到目前的16%左右,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

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到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最重要的实践。这也是一个加深理解的过程,在落后国家促进工业化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正确处理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和技术进步的关系

中国70年工业化进程的另一个经验是,把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正确处理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和技术进步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不协调的问题。重工业的特点是资本密度高,产业匹配效应不明显。优先发展重工业既不能创造大量非农就业岗位,也不能充分发挥区域辐射功能,导致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工业化后续力量不足。

20世纪80年代以来,沿海地区充分发挥了丰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遵循产业集聚的经济规律,产生了规模经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蓬勃发展,推动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21世纪,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推动下,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改善,开始承接沿海地区制造业转移。城市化速度也显示出落后的势头。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同期城市化率以世界最快速度增长,城镇数量也大幅增加,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渐趋于同步。

在农业比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下降的规律作用下,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已大规模转移到城镇非农就业,从而提高了整体劳动生产率。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扶持和惠农政策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大。随着工业化进程,以农业机械化为标志的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从1978年到2017年,农业机械总功率以年均5.6%的速度增长。2003年至2017年,大中型农用拖拉机及其配套农具数量年增长率超过14%。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深化了对工业化规律的认识,强调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不仅是对深刻吸收国内外发展经验的理论升华,也反映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特点。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要加快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这将给工业化带来科技创新的翅膀,是积极顺应和引领新一轮信息革命的有效举措。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还将农村振兴战略视为补充和补充“四个现代化”的国家发展战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了农业萎缩、农村贫困和农民生活改善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实施以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为总体目标的农村振兴战略,同时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四化”发展的重大部署。它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旨在为近14亿人探索共同繁荣的道路。

近年来,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劳动适龄人口开始负增长。劳动力工资增长迅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趋于减弱。这一新形势和新特点突出了“四化同步”发展的意义。一方面,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中西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潜力仍然较大。它可以形成制造业严阵模式的国内版本,促进制造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和扩散,并延续人口红利。另一方面,借助新一轮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化成果,我们可以加快核心技术的掌握,获得核心竞争力,通过新型工业化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提高劳动生产率引导产业结构演进

从各国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不是沿着一条直线前进,而是按照一条倒U形曲线变化。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通常经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渐进过程。制造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的下降可能是工业化较高阶段产业结构自然演变的结果,也可能是条件成熟前过早“去工业化”的结果。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到这一现象:制造业比重开始下降时的条件成熟度(世界银行定义的人均收入组被视为发展阶段的特征)、农业比重(被视为产业结构的特征)以及制造业比重下降后的结果。

第一类国家制造业比例的下降可以说是自然结果。在从上升到下降的转折点上,这些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农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农业比重下降后,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加快,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保持了发达制造业大国的地位。第二类国家制造业比重的下降还不成熟。在下降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处于中高收入水平,农业比重很高。农业比重下降后,制造业转型升级不成功,国际竞争力下降,劳动生产率增速不足以支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标准来看,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尚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这方面很典型。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三个规律性认识:第一,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高速工业化必然会转向以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为内涵的工业化新阶段,此时制造业比重必然会下降。第二,当农业比重下降到较低水平时,没有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压力,第三产业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制造业比重的下降不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第三,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并不意味着该行业的重要性降低。相反,工业化新阶段是制造业攀登价值链阶梯的关键时期。

根据国际经验,中国应该防止过早去工业化。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经济发展的重点必须放在实体经济上”和“加快建设强大的制造业国家和发展先进制造业”。我们要落实这些重大安排,防止制造业比重过早过快下降,为制造业升级到高端技术密集型、转移剩余农业劳动力、发展服务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留出足够的时间,促进核心技术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从而获得新的全球价值链地位。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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